今年院線國產電影的最大驚喜,竟然是這部影片
今年院線國產電影的最大驚喜,竟然是這部影片
12月的內地電影市場,無論是票房表現還是話題熱度,幾乎完全被宋佳、鐘楚曦主演的都市輕喜劇《好東西》所覆蓋。以至于當大家還熱衷于討論這部影片的精彩內容、爆笑對白,和其所涵蓋的有關職場、親子、婚戀和兩性等豐富的社會和文化議題時。卻忽略了另一部創造了票房奇跡的港片佳片——《破.地獄》,也已在12月14日登陸內地電影院線市場。
由于對于香港傳統殯葬文化的孤陋寡聞,筆者看到《破.地獄》這個電影名字時,下意識地以為這是一部黑幫或犯罪題材作品。直到得知這部由陳茂賢導演,黃子華、許冠文、衛詩雅聯袂主演的影片以1.35億港元創造了新的香港票房紀錄,和媒體上大家對它的好評如潮,才趕緊進入影院欣賞這部影片。
在觀影過程中,就筆者個人觀感而言,這部影片的內容深度和情緒張力要遠遠地優于《好東西》,如果說《好東西》是一部輕靈幽默、內容飽滿的都市喜劇,那么《破.地獄》則是一部精雕細琢、催人淚下的走心之作。當影片結束,林家謙演唱的片尾曲——《普度眾生》那低沉婉轉的旋律響起,大多數觀眾依然靜坐在座位上,沉浸在電影感人至深的情感海洋中,久久不愿起身離場。在那一刻,或許有為數不少的觀眾依然在凝視銀幕,任由晶瑩的眼淚緩緩地濕潤臉龐。
《破.地獄》講述了原本經營婚慶生意的香港中年男子魏道生,由于三年疫情導致公司倒閉、負債累累,而被迫進入殯葬行業謀生。在他與年過八旬、性格傳統孤僻的喃嘸師傅文哥成為生意搭檔后,所共同經歷的一段生命時光。影片細膩感人地呈現了文哥和其兒子志斌、女兒文玥那既充滿了矛盾沖突,在心底彼此又不乏愛與關懷,復雜且感人的親情關系,以及在大環境的影響和時光的流逝下,這一家三口所經歷的親情糾葛、家庭變故與生離死別。
《破.地獄》的優秀與動人之處,在于影片以東亞的傳統文化為內核,在沉靜、內涵的影片氛圍中,真實而精確地描繪出了當我們面臨生命的困境、生活的難關,和面對親情的羈絆、撕扯與生離死別時,內心中那種沉痛、抑郁的心境,和我們從片中角色的身上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更難能可貴的,是本片通過扎實的劇本與樸實的鏡頭語言,將父權秩序對人性的壓制和對女性的歧視、東西方文化的交集與沖突、當下香港社會所彌漫的憤懣與焦慮、生命存在的意義和面對死亡的態度等豐富而多元的議題,鑲嵌在主角魏道生與文哥一家人充滿真實感與生活化的日常點滴之中。我們感知到影片所蘊含的動人情感與豐富的主題表達,是通過片中人物真實、自然的生活際遇與情緒流淌,而非通過大段的對白說教或是刻意、突兀的煽情。而片中那些看似隨意、自然的生活片段,卻往往蘊含著極為豐富與厚重的東方傳統文化痕跡。
固守傳統的文哥,原本對在他看來只想著一心賺錢的道生極為不屑。令他們關系改善、彼此走入對方內心的原因,除了在相片中文哥逐漸發現道生除了愛錢,在性格中也有做事認真、對人充滿關愛的一面之外。在具體的場景中兩人消除前嫌成為忘年交,則是他們在傍晚的餐館里,共同吟唱那首低回婉轉、意境幽深的南音——《客途秋恨》。
涼風有信,秋月無邊……
今日天隔一方難見面……
相信熱愛港片的觀眾,都對“涼風有信,秋月無邊”這八個字不會感覺到陌生,我們在太多星爺的影片中聽到過片中人物吟誦它,但對它的出處以及這曲南音在香港文化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可能鮮有了解。
《客途秋恨》是在清朝嘉慶年間,由纓艮所作的詞曲名。后在上個世紀20年代,編劇家黃少拔以該曲為故事線索,將男女主角附會為繆蓮仙、麥秋娟,又將其他歷史人物牽扯在一起,改編成粵劇。該劇由白駒榮首演之后,題曲《客途秋恨》很快成了家喻戶曉的流行曲。
或許是這首曲目的意境中,繆蓮仙與麥秋娟這對戀人相互牽絆但天隔一方,彼此心有所屬卻又受困于彼此身份和社會地位禁錮的際遇,與香港百年來的政治身份與文化處境極為契合,《客途秋恨》在港澳地區多年來一直廣為流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香港文化的一個重要符號。
夜色漸濃,文哥與道生一老一少心中各有著自己的煩惱與困境,但彼此間卻已心境相通。燈火闌珊下,兩人對桌而坐,無需過多語言,唯有《客途秋恨》的南音帶著一股蒼涼蕭瑟之意,飄蕩在空氣中。
今日天隔一方難見面,是以孤舟沉寂晚景涼天。
你睇斜陽照住嗰對雙飛燕,睇我獨倚蓬窗我就思悄然。
耳畔聽得秋聲桐葉落,又只見平橋衰柳鎖寒煙……
影片在這曲南音中著重呈現的,是那句“今日天隔一方,難見面!”而這句曲詞意境中所流露出的悱惻纏綿、婉轉悠長,也與整部電影的情感氛圍相契合,成為影片情緒抒發與主題表達的觸發點。
死亡,是每個生靈的宿命與終點。每個與我們有著情感交集或是血緣關系的生命的逝去,都是人生所必然經歷的失去與創痛。無論摯友、愛侶還是親人,當他們的生命逝去,我們在逝者葬禮的儀式上,目睹著裝載他生命軀體的棺木的蓋子緩緩合上的那一刻,一張無比熟悉的臉龐、一個曾經鮮活的生命便將永遠地離我們而去,今生不復相見。如果說同為生者,面對生活的無常我們都不得不經歷“今日天隔一方,難見面”的塵世之苦;那么當看著一具肉身化作一抔黃土,每當回憶起逝者的音容笑貌,涌上我們心頭的便成了“自此陰陽相隔,永別離”的難以釋懷之痛。
影片中讓人不禁淚目之處,是痛失愛子的母親懷著執念不愿與幼子肉身分離,永久地保存兒子的軀體與之相伴;是特寫鏡頭下,對逝者有著無限留戀的摯親,深情地摩挲遺體的手,眼神中滿是無盡的溫柔與哀傷。而本片不僅在情感表達上極具共情力,細膩感人地呈現出了人們在面對死亡時的真情實感,在另一個層面則通過“破地獄”這種傳統儀式,和對道生和文哥一家三口日常生活的真實呈現,將有關社會癥候、民眾思潮、文化沖突、兩性問題等豐富而多元的主題元素鑲嵌其中,令觀眾產生更為深刻的感悟與遐思。
香港作為離開祖國管轄百年之久、被異國統治的特殊地域,雖然在西方文明的主導下經歷了經濟的飛速發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享受著遠遠領先于內地的物質文明。但在精神層面,廣大民眾卻不可避免地感受著東方傳統文化與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交集、融合與沖突,以及缺乏歸屬感的游子心態與無法把握自身未來命運的思想困境。
97回歸促成了政治上的統一,但香港長久以來由于政治與歷史原因,所形成與內地有所差別的文化印記、價值觀念與生活習俗,卻難以避免地成為回歸后香港民眾內心新的精神困境。不同觀念的沖突難免會造成一個家中不同家庭成員之間的親情阻隔與矛盾沖突,而大量民眾的移民也造成了親人、摯友自此天各一方難見面的客觀現實。
文哥的家庭狀況便具有典型的代表意義。年過八旬的文哥從青年時代就子承父業一直從事喃嘸師傅行業,作為父親他內心深處當然也不缺乏對子女的關愛,但傳統文化的熏陶與祖師爺的規訓使他身上不可避免地攜帶著明顯的父權印記。性格孤僻、恪守傳統的他強迫性格軟弱的兒子志斌也當了喃嘸師傅,盡管兒子從內心非常討厭這個行業。性格要強的女兒文玥從小就一直喜歡父親的行當,卻由于喃嘸師傅“傳男不傳女”的行規卻一直無法如愿。再加上這個行業有“女人污穢、陰氣重”的傳統避諱,這使得父女之間一直心存齟齬、沖突不斷。
文玥的內心感覺父親偏心、重男輕女。但文哥卻只是受行業傳統的影響太深,在父權秩序的影響下傷害了女兒而自己渾然不覺。志斌為了自己的兒子能夠獲得國際學校的加分,聽從妻子的意見加入了天主教。文哥在得知兒子做出這樣欺師滅祖的行為后,氣得中風住院。而當文玥與志斌建議今后如何照顧半身不遂的父親時,長期處在父權陰影的壓迫之下,內心中早已對父親心生不滿的志斌則做出了徹底的反抗。他為了自己的兒子的學業與未來,更為了兒子不再重蹈自己的生命悲劇,毅然決定與妻子、兒子移民海外,將照顧父親的重擔甩給了妹妹。于是兄妹反目,父子、兄妹之間也自此“每日天隔一方,難見面”。
文哥的家庭矛盾,涵蓋了父權傳統下的人性壓迫、女性歧視;香港社會環境中的中西方文化沖突、新舊觀念對立;女性對于父權觀念下性別歧視的反抗,以及經濟下行與兩地價值觀沖突導致的香港社會癥候等諸多內容。而類似的觀念沖突與社會癥候,也絕非香港所獨有。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與民智漸開,封建父權觀念對于女性的歧視和對于人性的壓迫,正受到越來越多有著進步思想,追求平等、自由和文明社會公民權利的民眾的批判與反抗。
面對這些觀念沖突與文化錯位,本片可貴的一點,在于它并未對作品中所呈現的不同的價值觀念與文化特性采取褒此貶彼的態度(今年內地的兩部女性主義題材電影都未能做到《破.地獄》中的理性與客觀,《出走的決心》完全將姜武飾演的男角刻畫成一個抽象化的反面符號,《好東西》在性別議題上也采取了較為簡單隨意的標簽化態度)。而且用一種冷靜、客觀的視角與態度,在真實可信、完全契合角色性格與環境氛圍的前提下,通過片中人物的言行舉止與內心活動,平靜而深刻的呈現不同文化觀念的特性與優缺點。
破地獄,原是香港殯葬活動的重要環節——是指身穿法衣的喃嘸師傅,以神光法力來打破彼岸之幽暗,使亡者猛然醒悟,放下執迷,從而不再受地獄之苦。本片的點睛之筆,是道生提出的,逝者已去、生者也需要破地獄,因為生者活在世間,要面對無數的無常與困境,經歷和越過更多的人間地獄。
文哥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終于意識到了自己的守舊對文玥所造成的傷害。他讓道生給自己做了一套西服,并在彌留之際,委托道生主持自己的葬禮儀式。道生自然明白文哥的最大夙愿,與中國無數的為人父母者一樣——,自然是希望心存芥蒂的子女們能夠消除心結、和好如初,希望子女們生活如意、開開心心。而如何能夠破除這個地獄,不僅僅代表著讓逝者的夙愿滿足,更象征著在當下充斥著文化、秩序沖突的動蕩社會困境中,充滿父權烙印的觀念傳統是否還有改良與糾錯的空間,接納更為進步的文明理念。
在文哥葬禮上,道生毅然決定讓志斌與文玥兄妹倆人主持父親的破地獄儀式。此舉一出自然馬上遭受了參加葬禮同行們的強烈反對,理由也無非是“女人有月經所以女人污穢”“女人沒有資格主持儀式是祖師爺的規矩”這樣充滿性別歧視的陳俗舊規。道生盡量勸導他們說,“祖師爺也有媽,也是從女人流月經的地方生出來的,那么祖師爺也很污穢啦。葬禮儀式本質上就是一個形式,最重要的是讓生者釋懷,請大家不要過于苛責”。但父權傳統的頑固自然沒有那么容易消除,眾多同行們憤而離去,葬禮上只留下道生與志斌、文玥兄弟,以及文哥生前的好友明叔。人生本也如此,這世間看似熙熙攘攘、人來人往,但真正彼此關懷,在心中有位置的,也不過是骨肉至親、三兩老友與摯愛伴侶。
在這場別具一格、破舊推新,既為告慰逝者更為超度生者的破地獄儀式里。靈堂幽暗的場景中,志斌與文玥兄妹倆人身著法衣圍壇而立。在極具凝視感的特寫慢鏡頭下,一身紅色法衣的文玥手持法劍、宛若仙子,在紙符燃燒點點螢火的環繞下翩翩起舞。女性主導的破地獄儀式,在凝重中散發出一種柔美。須臾,一口老酒噴下,火盆上的烈焰熊熊燃起,文玥縱身跳起,一襲紅衣如鳳凰涅槃般從火焰中一躍而過。這一刻,女性終于用自己的行動越過了父權秩序的壓迫與桎梏,兄妹倆人也盡釋前嫌,遺照上的文哥則笑帶微笑,似乎注視著相擁而立的一雙兒女,自己則可以心無遺憾、含笑九泉。
導演陳茂賢在這部影片里,在細膩感人地描繪人物情感、深刻認真地剖析大眾現實與精神困境,客觀冷靜地呈現社會癥候的同時,也用充滿人文關懷的溫柔筆觸,送給觀眾們一個較為理想化的電影結局,撫慰著在這個嚴峻的社會環境下,普通民眾那充滿焦慮與傷痕的心靈。除此之外,那已經失傳的南音,以及殯葬主題的暗喻,似乎是導演在用一種隱晦的方式,表達著對香港那并不光明的未來的悲觀態度。在一個并不完美的社會環境下,在充滿意外與無常的生命旅程中,面對無數我們生者需要破解的“地獄”與困境,我們應該用怎樣的心態和價值觀去面對自己有限的生命?我們是否尚有勇氣,去反抗父權秩序中的種種頑疾,似乎是這部香港佳作所能給我們的一些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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