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大年三十晚上，樓下鄰居各家都忙著年夜飯，各種菜香直撲到樓上來。我的孩子們時不時跑到樓梯口，看鄰居們合家幸福地吃團圓飯。忽然，兩個兒子跑回屋說有人來了。幾個學館紅衛兵，沖到我家里翻鍋看碗的，結果只看到一碗青菜和一碗雪里蕻炒青豆。他們是來突擊檢查我們年夜飯水平的，大概沒找到好題材，敗興而去了。

大兒子懂點事了，吃了飯就倚在窗口，看著外面孩子們放花炮，歡樂地游戲著，而剛會走路的小兒子則走到我的小房間里，站在正寫檢查的我面前，兩只小手扶在桌上，看著一堆一堆的檢查稿，輕聲叫著爸爸，好像在說爸爸每天都坐在這兒工作，過年都沒給他買玩具，甚至連一塊肉、一塊糖都沒給他，他似乎來提醒我是不是忘了他們。望著孩子，我心酸不已。他們不幸投胎到我家，我能給孩子帶來的只有物質上的匱乏與精神上的無盡折磨，他們在苦海中又長了一歲。我抱起小兒子對他說，爸爸對不起你，對不起你?。『⒆佑眯∈植寥ノ业臏I水，抱著我的脖子直叫爸爸，南云也哭著過來，抱開孩子，哄著孩子讓爸爸工作。工作、工作，我就是為了藝術勤奮工作，才有這種結局，給孩子們帶來的只有不幸，淚水打濕了桌上我寫的交待檢查材料。

在北京拍電影的兩年中，劇組人員都回上海探親兩次，上海家屬也可以到北京探親兩次，路費均由劇組報銷。惟獨我一人不能享受這兩次探親，理由極其簡單，怕影響拍電影。在北京有家有親戚的都以回家看看，惟獨我不能看望父母和葆姐，理由也極其簡單，要劃清界限。那時候和北京的家里，和葆姐不能聯系，信也不能寫。我和張春橋辯論之后，大家都得劃清界限嘛，我小姐夫馬彥祥也被抄了家，北京藝術局局長也沒有當了，給流放到湖北勞動。

每逢休息日，招待所只剩我一個人。上午起來先把屋內打掃干凈，衣服洗好，吃過午飯，我便從地安門紅衛招待所走到北海東門，花五分錢買張門票進去，沿北海走到前門再返回來。漫步而行，有時倚著欄桿看著清水中的小魚，它們時而沒入水中，時而露出水面，無憂無慮逍遙漫游、羨慕地欣賞著它們，可以讓我暫時忘卻現實的痛苦。

一次回招待所途中，我看見一個燒餅店，想買燒餅和小圓麻圈，一翻口袋只剩五分錢，就買了個芝麻燒餅權作夜宵。有一天，沈金波的夫人從家里給他送燒雞腿，問我怎么不回家看看，我心中之苦難以傾訴。他告訴我，我父親被車壓斷了腿，成了殘疾躺在床上，聽見廣播我的唱段就哭。聽到這些，我抑制不住情感，走出房門直奔后院，在無人的墻角下不敢出聲地抽泣。

第二天，我找軍宣隊賀劍躍同志談了父親情況，希望領導準假一天去看父母。經過研究，老賀同意我回家探親，我真喜出望外。回到招待所，打開箱子，取出僅剩的二元多錢，舍不得坐電車，從地安門走一段，小跑一段到朝陽門外水碓子，出二元錢買了點水果。

娘開門看見我，就呆呆地站著，連我叫她都沒反應過來。我關上門，扶著娘進屋，她這才回過神來，對父親說想念的兒子回家啦。望著躺在床上殘廢的父親，我才體會到老戲中經常唱的一句"心似箭穿"是什么感受了。我剛叫出"爸爸"，躺在床上的父親便伸著雙手，叫著"兒子、兒子"，抓住我的手。我坐在床邊，他連聲說想我，愛聽我的唱段，好聽，好聽。我不敢告訴兩位老人我和四姐的真實情況，其實連北京葆姐也受了牽連，父母又怎么會感覺不到呢。葆姐忙著包餃子，吃過飯天色已黑。我們總算享受到了點天倫之樂，只是時間過得太快了點。

臨別時父親要我再回家看他，葆姐也說再來先告訴她，好給我準備點好吃的。這兩年贍養父母的擔子全落在葆姐身上。她的丈夫，北京藝術局局長馬彥祥先生也被打成走資派下放到湖北勞動，處境也相當艱難。但她沒有責怪我這個不孝不悌的弟弟半句。送我到門口時，娘似乎非常清楚我的處境，跟我說，回來一趟不容易，會有難處，來一次也很累，只要我心里有父母就行了。我抱緊了娘，在她耳邊說，我對不起他們！娘撫摸著我的頭說，要記住，童家人受冤受氣但不流淚！她慈祥的臉上流露出堅不可摧的目光。

南云在上海日子也不好過。她信上說，起先在干校插秧勞動，后來調到《龍江頌》劇組扮演江水英，一邊創作還得一邊到葛隆大隊去勞動。在那里，讓她睡在豬圈里。農民知道南云在創作農民典型，讓她住到農民家里，她這才離開了豬圈。一看就知道，對她只是利用。但我的傻女人，只要讓她工作，再苦也是樂，我不想去破壞她的癡夢。

不出所料，1970年在人民大會堂討論修改《紅燈記》時，江青忽然問我："祥苓，你愛人的思想不好吧？"這突然的問話，我不知如何回答。點她的名，決非好兆。假如說張南云思想不好，整個文藝界就沒好人啦，我不能良心承認妻子思想不好；如果解釋的話，肯定會惹惱江青，就不單是把南云趕出《龍江頌》劇組那么簡單了。會場靜得連掉針都能聽見，江青在等待我的回答，上百雙眼睛望著我，我低頭沉默不語。在座的人都能看出，我這是無聲的反抗，都等著江青的反應。我不知道這樣做是能保護妻子，還是給她帶來災難。僵持了幾分鐘，江青轉移了話題，我卻心亂如麻，什么也聽不進去了。

散會后，工宣隊丁恒竹對我說，張南云在農村勞動，思想還是很好的。那他剛才為什么不站出來說呢？我不怪他，這是于會泳慣用的手段，他要趕走誰，必定先扣上政治帽子。我們雖然躲過了陷阱，后面還有災難。我連夜給南云寫信，但不敢告訴她江青點名的事，否則她會失魂落魄的，只讓她做好思想準備，擺正位子，把自己當成一顆鋪路的石子。同時我告訴她，劇組讓她做什么，千萬別立即答應，先寫信告訴我。面對暗礁險灘，南云如何能應付，她的命運猶如無依無靠的一葉孤舟，我為她揪著心。

我接到她的信，說大兒子預鳴在馬路上被紅衛兵騎車撞斷了腿，骨頭從腿肉里穿出來。南云當天又正在演出《龍江頌》，多虧劇組工宣隊陸師傅背著孩子去華山醫院接上腿，現已綁上石膏，在家待著。我心急如焚，但遠隔千里只能干著急，趕緊連夜寫信告訴南云，一定要再拍一次片子，認真看看是否接好。父親的腿就因為沒接好而殘廢，我們不能讓這么小的兒子腿上留下殘疾。

十幾天里我日夜心焦，等著回信。信來了，打開一看，說是又去拍片了，果然接得不好，幸好有位剛解放出來的骨科專家，說必須重新再接。也沒打麻藥，就硬生生扭斷了原來的傷骨、孩子痛得直冒汗。現在完全接準了，綁好石膏，在家養傷。她自己仍然要下農村搞創作，孩子只能交給保姆帶。疼在兒身，痛在我心。我的家像一條支離破碎的船，在驚濤駭浪中顛簸著。常言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晌覀冃萜菖c共的家不知回過多少次頭，眼前仍是一片苦海。哪里是盡頭，岸在何處?。?/p>

南云還告訴我小兒子勝天未說先唱的事。勝天是1966年出生的，為什么他叫勝天呢？就是取自"革命的智慧能勝天"。那時候有一個保姆，我們用了她好多年了，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們實在給不起人家工資了，給了一點錢讓她走了。兩個兒子相差十歲，她從大兒子一直帶到我小兒子。勝天到了四歲還不會說話，急得南云直發愁。有一天，忽然聽到一個聲音奶聲奶氣地在外屋唱《沙家浜》,"朝霞映在陽澄湖上……"忙跑去一看，是不會說話的兒子在唱！她真是喜出望外。我也聽他念著《奇襲白虎團》數板，還真不賴。這么小不點的孩子無師自通，大概是受我倆的遺傳吧，有希望接我倆的班。如果有一天他也能成為京劇演員，我也就死而無憾了。

然而因為我的緣故，這一切似乎注定無法實現。1974年勝天九歲，上海"五七"京劇班招考。南云在那兒當老師，就給勝天報了名。他長得挺好又會唱，考試老師也喜歡他。但是，我們得到的通知上寫著"政治條件不夠"。因為要按于會泳說的紅三代標準，就是祖宗三代都是工農兵，京劇班才能錄取。我們是知識分子，屬于資產階級范疇，不能錄取。我氣憤不已，演員屬于資產階級，那么京劇班學生畢業當了演員，又屬于什么階級呢？如果變成了資產階級，豈不背叛了自己的階級嗎？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對這叫人啼笑皆非的混蛋規定，我們毫無辦法。我這個屬于資產階級的父親，使孩子失去了學戲機會，其實就是于會泳不準收而已。

"四人幫"倒合，我們看到了希望，托李薔華老師介紹入戲校，請戲校一位楊老先生給勝天說點基本功。那時，南云已轉到戲校上班，要求讓勝天考插班生。許多演員的孩子被錄取了，惟獨勝天未被錄取。文化局某位領導說，為什么演員的孩子非要當演員。京劇演員的后人當演員是個傳統，現在多少大角的先輩不都是演員嗎？然而我懂了，又是緣于我，使孩子失去了機會。不公平的命運在勝天幼小的心靈上打下了沉重的烙印，他逐漸沉默寡言。這是一道深深刻在我心上的永久疤痕，這顆赤誠之心原本十分熱愛京劇藝術，此時陷人了冰窖。

1970年，拍攝《智取威虎山》電影的工作結束了，為此我們付出了與親人分離兩年的代價。宣布返回上海時，大家都高興得跳起來了，我當然是其中最瘋狂的一個啦。送我們的汽車停在東平路京劇院門口，我一下車，背起箱子就一溜小跑?？吹轿逶返募視r，我的心跳加速，不知哪來的力氣，幾乎是連蹦帶跳跑上樓的。房門外，我就聽到熟悉而親切的南云的聲音，你們爸爸回來啦。一進門，大兒子沖過來就抱住我，好像怕我責怪他似的，不停地叫："爸爸，爸爸！"他能站起來了，腿骨接好了，長高了，可太瘦了。小兒子卻站在原地不動，手扶著房門，南云拉他過來，讓他叫爸爸，他看了半天才輕輕叫了聲爸爸，孩子已認不得我了。我抱著勝天望著南云，可憐的她留著短發，穿著干部服，看上去浮腫得厲害。兩年來全靠她支撐著家，過度操勞與精神壓力使她顯老了。我像陌生人一樣巡視著只能用窮破不堪來形容的家，剛往孩子床上一坐，便覺得床鋪挺硬，掀起單薄的褥子，發現下面鋪的都是報紙。一陣心酸，我緊緊地抱住兩個兒子，親吻著他們，喃喃訴說父親給他們的愛太少啦，給他們的不幸太多啦。

那天南云為我做了一碗紅燒肉和鹵雞蛋，這是我最愛吃的菜。兩年樣板飯不如回家一頓團圓飯，吃到妻子燒的飯菜，我非常滿足。預鳴看上去好久沒吃過這樣好的菜飯，狼吞虎咽大口吃著。勝天卻吃得并不起勁，讓我感到奇怪。南云說，孩子這幾年就知道大餅油條，其他的都沒嘗過。我心里頓時像打翻了五味瓶，說不出是什么滋味。

晚上孩子們睡了，南云對我講了她的事。為了寬慰我，未講前她讓我別著急，我卻更著急了。原來，她勞累過度患了宮頸糜爛癥。這本不是什么嚴重的病，但劇組領導非讓她去治療，治療中偏偏發生了手術事故，子宮出血不止，至今仍在流血。就在我從北京回上海那天，《龍江頌》的演出已經把南云換下來了。江青點了南云思想不好后，我已估計到了那些人要把她排擠出《龍江頌》劇組，但沒想到手段如此毒辣。我責怪南云，為什么治療前不寫信告訴我，她流著淚說怕影響我，拍不好電影又是罪。她確實難啊。

沒過幾天，一位劇組領導陸漢文到我家說，已經把南云工作關系轉到"五七"京訓班了。我極為憤怒，當場罵他未免做事太絕。南云還在生病，應該先關心她的健康。至于工作，她原屬京劇院，調工作也應事先征求她本人的意見。這個人居然回答，這是于會泳的意見。我問他，欺負這樣一個老實無罪的女人于心何安！但誰又能和上面抗爭呢。

面對二年來家里發生的一切，我作為父親關心不了兒子，作為丈夫保護不了妻子，欠下親人無數無法償還的債。但是，究竟是誰造成這些債呢！

1971年我沒怎么外出演出，家里稍稍平靜下來，南云也松了口氣。只是學校沒有復課，大兒子看到我們的遭遇，不愿學戲，終日晃蕩。我們怕他學壞，也發愁。葆姐在北京部隊輔導時，首長談起我，才知道我雖成功地演了解放軍，沒想到大人小孩竟如此遭遇，讓我們把預鳴交給部隊，特批他參軍。把孩子送到部隊最讓我們放心，預鳴也愿意去。只是要扛槍訓練，孩子只有十四歲，能吃得起苦嗎？除此也沒有更好的出路，我們決定還是讓預鳴去鍛煉鍛煉。

預鳴臨走前我們全家一起出去玩了兩天，讓孩子靜安寺小花園轉轉，照了相，吃點小吃。預鳴以他自己的方式表達著離別之情，對弟弟特別親密。當時勝天只有四歲，不知道哥哥即將離去。我理解預鳴的情感，他哪離開過家呀。

送行那天，我們盡量沖淡離愁別緒。送預鳴上火車時，孩子緊緊抱住我，流著淚不斷地叫著爸爸，他是一個還沒有槍高的小兵啊。我知道他也舍不得離開我們，我們親著他的臉卻怎么也親不夠，車輪的每次回響都會加劇我與南云心底的痛。不是環境所迫，誰家舍得讓這么小的孩子參軍呢！

預鳴后來復員，急于工作自立，當了鉗工，工作中能夠不怕臟不怕累，吃苦耐勞，不過"文化大革命"中落下了胃病、腿傷、腰傷的病根，還在訓練中打掉了九顆牙齒?，F在每當我看見他總是彎著腰時，心便會一陣陣地疼。兒不僅是我生命血緣的延續，也是我悲慘命運的延續。說千道萬，如果他們不是我的兒子，就不會有這樣的遭遇。

1974年母親來電報，告知父親去世，讓我們回北京料理喪事。得知父親不幸的消息，我和二哥認為，雖然四姐出了牛棚，還在交待審查中，但是這事應讓她知道。怕被人看見又說我們開黑會，我讓保姆去找她，請四姐晚上來我家。我們兄弟姐妹三人在樓上堆東西的小屋里商量。照理為父奔喪，兒女都應該去，但是四姐說她尚未解放，請假決不會準。如果偷偷去，萬一開她批斗會，兄弟姐都又是大禍。四姐讓我和二哥前去，還讓我們替她向父親告別，代替她謝女兒不孝之罪。我想，也只能如此。

第二天我就向工宣隊丁恒竹請假。他不關心我喪父的悲傷也就了，居然只給我三天假，而且認為這是我家私事，路費不予報銷。我并未向他提出什么要求，對這種毫無人性的人沒什么可說的，我扭頭就走。

為了趕時間，我與二哥坐飛機趕到北京，飛機票對我們而言是一筆很大的開支。見了娘和葆姐，告訴她們四姐不能來。娘嘆息著說，父親去世的不是時候呀。

他是半夜里突然去世的，第二天才發現，遺體在火葬場，等著排隊火化。葆姐領我和二哥去火葬場。它地處遠郊，一個火化爐和一間二十多平方米的停尸房，只有一位老師傅值班管理。當我們向老師傅詢問姓童的老人時，老師傅問是不是扮楊子榮演員的爸爸，我們告訴他是。他看看我們哥倆，指著我說，是楊子榮吧，又指著二哥說他是哥哥，這老師傅眼力不錯。他領我們去看父親遺體，父親排在第三個位子，遺容消瘦，但臉部很安詳。我們向遺體告別后，和老師傅商量，因為上海有任務，母親年紀大行動不方便，能不能把父親遺體早點火化，我們取了骨灰，好馬上返回上海。老師傅對二哥說，我對京劇有貢獻，楊子榮的形象家喻戶曉，照顧革命英雄，誰也不會有意見，讓我們明日就來取。第二天，老師傅把一切都辦妥了。我向老師傅敬了一支煙，感謝他幫助我們盡了孝心，他卻風趣地說要不是我父親，我們還沒緣相見呢。老師傅的樸實純厚使我很有感觸。

料理完父親后事我就回上海了。想想全家人已多年未能相聚了，父親去世，讓我們娘四個有了一次短暫的團聚，但這是怎樣的團聚??！

"四人幫"倒臺之后，1977年時四姐雖沒完全被落實政策，人身已經自由。這時葆姐來信告知娘病重。我因有排任務，就由四姐與二哥先去。不久我便收到母親病危的電報。我向上海京劇團請假時，又只給了我三天假，同時和上次一樣告訴我不予報銷路費。對此我已習慣，還是趕快買機票去北京要緊。

到了北京，我剛一進家門，娘就睜開了眼睛望著我。我對娘說我趕來看她，娘用微弱的聲音對我說，我來了她很高興?？匆娞稍诖采弦巡荒軇訌椀哪?，我忍不住熱淚盈眶，淚水滴在娘手上。娘握著我的手說，人都要走這條路的，讓我不要難過。我問娘身體如何，娘說肚子很痛，我便用手輕輕給她揉肚子。娘說揉揉好多了，其實我知道這并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我們母子之間的安慰罷了。照顧娘的金阿姨對我說，娘就是盼著我，一直不說話不睜眼，我一到就睜眼說話了。我是娘最小的兒子，娘一直偏愛我，娘是一直在等著看我最后一眼??！

吃晚飯時，我們兄弟姐妹圍桌而坐，感慨萬分。多少年了我們全家沒有吃過團圓飯啊。四姐衰老了許多。談起她在"文革"中所遭受的非人待遇時，四姐仍是心有余悸。她是第一個進牛棚的，受的苦最多。十多年的"牛棚"待遇，讓她情愿進監獄，不愿意在上海京劇院。在上海，京劇院打人是有名的。白天大家上班，打手不敢太明目張膽，她還有點安全感，每當夜里京劇院里無人，那班打手真是為所欲為，她就心驚肉跳，不知會遭受什么折磨，猶如過鬼門關一樣。四姐所受的各種折磨，令人發指。他們讓四姐站在練功房中間，四個角上四個造反派，每人手里一根藤桿，然后這邊一棍打過來，那邊一棒打過去，好像打冰球。還讓她趴在長凳上，用冷水潑在腿上，然后用棍子打。四姐經常是遍體鱗傷，血跡累累，打手們還不許她對外說一個字，否則會加倍懲罰。最難忍受的是把四姐裝在麻袋里，綁上袋口，從一樓拖到三樓，又從三樓拉到一樓，再往上拉，往返數次，每次四姐都用手保護著頭，可腰身被傷害得很厲害。打手們還會把四姐的頭按在抽水馬桶里不斷抽水，四姐常會被憋得昏過去。還讓她把手伸出來，放上點著的香煙，從這頭燒到那頭。四姐聲淚俱下訴說著，她能活下來真不易??！

劇組來電，上海有任務，第二天我要趕回上海。給了三天假，實際在北京只待了一天。臨行前我又為娘揉著肚子，等娘睡著后，我讓二哥替我，若娘喚我就讓二哥替我應著。身為人子不能給娘送終，實為不孝，但我又有何法呢。不過想來娘比爹幸運，臨終時二哥、四姐、葆姐都守在身邊，她可以瞑目了。